平陰縣東阿鎮(zhèn)，原本是老東阿縣城之所在，明代后期，這里曾出過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他就是“一代帝王師”于慎行。

　　3月22日，平陰縣博物館，“帝王之師于慎行文化大展”正在這里舉行。有關于慎行的生平、著作、碑刻等等文物薈萃一堂，帶我們到歷史深處“尋找于慎行”。

　　“一代帝王師”的人生軌跡

　　于慎行(1545—1608)，字無垢，一字可遠，號谷山，又號谷峰，世稱于閣老，東阿縣縣城(今平陰縣東阿鎮(zhèn))人，官至東閣大學士。

　　于慎行的故事，要從當時東阿縣苫山村(今屬聊城東阿縣)的一戶顯赫之家說起。這一家父子三人同為進士(劉約、劉田、劉隅)，其中劉隅罷歸故里之后在家閑居三十多年，他看好了東流泉的水光山色，在此建立自己的隱居之所“東流精舍”，并將原來廢棄的“弘福寺”改為“東流書院”并在此教書。劉隅的哥哥劉田英年早逝，劉隅收養(yǎng)了侄女，教其讀書。而在學生們中間，劉隅還發(fā)現了一個神童，名叫于玭。劉隅覺得自己的天才學生于玭和賢淑的侄女是一份良緣，就將侄女許配給了于玭。兩人婚后生了五個兒子，其中第四個兒子就是后來鼎鼎大名的于慎行。

　　于慎行幼年跟隨父親于玭輾轉陜西為官，母親劉淑人能詩文善訓導，使于慎行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據說于慎行八歲時，看鄰家造新房，有老人出一句“磨磚砌地”，于慎行即刻對以“煉石補天”，人贊其曰“出口即有宰輔氣象”。也是在八歲那一年，于慎行隨父回到家鄉(xiāng)東阿，入私塾，跟隨當過知縣的本縣人周南先生學習。十三歲時，于慎行“居劉氏(外祖父家)之北樓，畢經史及諸代文集”，學問大進。十五歲，于慎行遇見了一生中的貴人——當時的山東布政使朱衡。朱衡聞慎行之名，招之赴濟南，安排慎行與他的兒子朱維京共同學習，老師都是飽學鴻儒。十七歲，于慎行中得舉人，結束在濟南的學習回到家里。二十四歲，也就是隆慶二年(1568年)，于慎行得中二甲第六十一名進士。

　　二十六歲，于慎行成為翰林院編修，預修《世宗實錄》，由此開始了他一生引以為豪的史官生涯，此后又參與預修《穆宗實錄》，并于三十二歲任《大明會典》纂修官。也是在這一年，于慎行開始擔任“日講官”，正式成為萬歷皇帝的老師。此時，年輕的萬歷皇帝還算得上勤政勵學。于慎行講的課給年輕的萬歷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載于慎行“主講唐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未嘗不反復論說，上輒為竦聽”�；实鄯Q贊他：“于先生朗朗超著，一字朕所會心，此豈咄嗟偶合者。”就這樣，于慎行給皇帝值講前后十四年，由此贏得了“一代帝王師”的美譽。

　　于慎行一生曾三次歸隱家鄉(xiāng)，除了第一次是病休，其他兩次都體現了他正直耿介的性格。一次緣起于內閣首輔張居正，萬歷五年十月，張居正之父卒于江陵，居正欲奪情(不回鄉(xiāng)奔喪、守制)，慎行引綱常倫理及先賢故事草疏切諫，得罪了張居正;另一次則是直接得罪了皇帝，萬歷十八年，在貫穿萬歷朝的最大爭論點——立太子的問題上，于慎行態(tài)度鮮明，請求盡快行立太子之禮。

　　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朝廷推內閣大臣七人，首為慎行，而且皇帝欽點于慎行“再辭不允”，于慎行只好帶病赴京，可惜赴任十幾天后就因病去世，死前一日長嘆：“吾終不能報國矣�！�

于慎行摩崖榜書“削成四方，壁立萬仞”拓片制作現場。

照片由平陰縣博物館原館長翟建平提供

    新發(fā)現的珍貴碑刻

　　“帝王之師于慎行文化大展”的策展人，是平陰縣博物館原館長翟建平。從去年7月開始，翟建平就開始長達數月的“尋找于慎行”之旅，尋找的結果十分豐碩：不僅征集到了一些重要的文獻資料，還發(fā)現了散落的珍貴碑刻等珍貴文物。

　　翟建平說，尋找于慎行的足跡，主要有四個地點：一是位于如今平陰洪范池鎮(zhèn)的書院村，村里還有東流書院的部分老屋，正是在這里，于慎行的父親于玭被劉隅看中。二是位于現在聊城東阿縣的苫山村，這是于慎行的外祖父家，他曾在外祖父家的北樓勤奮讀書。三是位于如今平陰縣東阿鎮(zhèn)的于慎行老家，于慎行當年在家隱居時，當時的官員為了他出行方便，專門為他在城墻的東南角修了一個門。如今，這個東南門的遺址還在，而且于慎行故居的大門和地基也還在，于氏祠堂雖然已經沒有了，但于氏家譜碑還在。四是位于如今洪范池鎮(zhèn)的于林，也就是于慎行的墓地。

　　于林規(guī)模宏大，建筑雄偉，最南是高大的林門石牌坊，稍后便是闊大的卷棚頂大門。入林內是寬闊的墓道，原來的墓道兩側從南向北依次是形體高大的華表、十二通碑、石虎、石羊、石馬、石俑等，華表后東西兩側分別有六通龜駝碑，再向北分別是享堂和于慎行墓。1966年，紅衛(wèi)兵打開了于慎行的墓葬，除了棺和尸骨，只有幾個陶俑隨葬，穿戴的服飾瞬間化為灰燼，而那些精美的石雕、石刻，或被拉倒，或被砸毀，大部分都被用于修建“文革橋”。當時的有心人在于慎行墓志、于慎行夫婦墓志的背面書寫了毛主席語錄，才將其保護了下來。

　　而在這次尋訪中，翟建平還在于林附近洪范池供銷社倉庫發(fā)現了于慎行父親于玭的墓志，“其中的墓志蓋埋在石灰中，雖然能看清字，但卻不敢弄拓片，怕損壞。墓志銘則保存較好。此外，我們還發(fā)現了由邢侗書寫的于慎行的墓碑殘件，填補了邢侗手書碑刻的空白，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故居、紀念館，期待重建

　　平陰縣博物館藏有一件國家一級文物，也是平陰縣的國寶——《于慎行東閣衣冠年譜畫冊》(以下簡稱《畫譜》)，這是于慎行60壽辰，由會稽金生所繪，“生平履歷，自幼至老，種種狀貌衣冠及所遇之境，共成三十六幅，匯為一冊�！庇谏餍杏H筆為畫冊寫了序文，又為每幅畫寫了文字說明。400多年來，幾經輾轉，《畫譜》雖有流失但體系完整，現存金生畫頁二十二張，于慎行手書文字說明五張。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尋找于慎行”的過程中，對《畫譜》也有重要收獲，翟建平說，“蘭州大學王傳明教授1988年在于慎行老家調查時拍到了《畫譜》的其中五張照片，這一次王教授把照片提供給了我們，另外我們這次還在于慎行老家一個人手里得到了另一張《畫譜》照片，雖然只是照片，但它們所記錄的六張圖，對研究《畫譜》還是很有價值的。此外這次我們還在于氏后人家里找到了供奉于慎行的牌位和用來存放牌位的神主樓子�！�

　　翟建平說，作為一代帝王師，于慎行的人生和足跡都值得我們繼續(xù)研究。令人欣慰的是，隨著“帝王之師于慎行文化大展”的舉行，于慎行故居將得以重修，于慎行紀念館也有望建立。

                                                                           （責任編輯 杜宏偉）

【于氏先賢】于慎行學術成就述評

　　一、于慎行的生平和為官生涯

　　于慎行，字可遠，又字無可，更字無垢，號谷山（一作谷峰），世稱于閣老，山東省平陰縣東阿鎮(zhèn)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謚"文定"。據《明史·于慎行傳》記載，于慎行自幼聰慧好學，17歲就考中舉人。明穆宗隆慶二年（1586），二十三歲的于慎行考中進士，因殿試成績優(yōu)秀，且擅長文學，改庶吉士，經過三年的學習，授翰林院編修，參與修撰《肅皇帝實錄》，第二年又被召修《穆皇帝實錄》，開始了仕途生涯。

　　萬歷二年（1574），《穆宗實錄》修成，于慎行"以勞賜金幣，進翰林院修撰，編撰六朝曹章奏。"（葉向高《于慎行墓志銘》）不久，被破格提升為日講官，為皇帝講解《四書》、《資治通鑒》等經史，"公在史館……以讀書為事，每進講唐史，至成敗得失之際，反復論說，上為悚聽"（《列朝詩集小傳》），頗受禮遇。"萬歷五年八月……欽天監(jiān)擇本月甲戌進《世宗肅皇帝實錄》……賜《實錄》監(jiān)修等官宴賞如例……升編修左春坊左諭德陳經邦、右春坊右諭德何雒文、司經局洗馬許國、翰林院侍讀張位、侍講于慎行……各升俸一級。"（《明神宗實錄》卷六十五）而當時僅在京的文官就有兩千多人，按明制，修撰一職一般只授予殿試一甲第一名，于慎行作為一名年輕的史官能夠接連參與修撰兩任皇帝的實錄，足見其才識之高。

　　于慎行熟悉歷代的典章制度，對于明朝的禮制典章更是多親自參與修訂。"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明史·于慎行傳》）《明會典》是記載明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書，取材于當時的制度和有關典制的各種書籍，內容豐富，多《明史》未載或所載未祥。《明會典》成書于弘治年間，萬歷四年（1576）續(xù)修,"《會典》重修，公為纂修官。"（葉向高《于慎行墓志銘》）萬歷十五年（1587），《會典》成書，共二百八十卷,"戊寅，大典告成……禮部右侍郎張位、于慎行、徐顯卿、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趙用賢，各升俸一級。"（《明神宗實錄》卷一百八十三）于慎行所參與編纂的《明會典》，對明朝的禮制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也為后人研究明朝典章制度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于慎行的一生，除去賦閑在家的時間，一直在中央做官，前期看似平步青云，官運亨通，其實不然，其仕途可謂坎坷不平，曾先后三次罷官，雖然每次罷官具體原因不盡相同，但這與于慎行的性格特征和頗好黃老之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次罷官是在萬歷六年（1578），源起于當時的首輔張居正"奪情"留職事件。萬歷皇帝年幼，首輔張居正掌握實權，在全國施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父親病逝，按明朝官員丁憂制度，須解職在家守制三年。由于擔心改革半途而廢，更擔心一旦遠離權力中心有人借機謀害自己，張居正不想在家服喪守制，便向門生故吏暗示向朝廷為其提出"奪情"，獲準后，舉朝嘩然，這種"忤逆行為"立即引起御史劉臺、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等人的強烈反對。于慎行能夠平步青云，與張居正的器重和提攜有很大關系，面對"奪情"事件，于慎行沒有"知恩圖報"，而是同其他官員站在了一起，共同反對張居正。御史劉臺首先起來彈劾張居正，被逮捕入獄，眾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慎行卻不顧同僚勸阻，前往牢房探望。吳中行因上疏反對"奪情"要遭廷杖，于慎行隨同張一桂、趙志皋、田一俊等人上疏救吳。張居正知道后當面質問于慎行："子吾所厚，亦為此耶？"于慎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明史·于慎行傳》）張居正聽后非常惱怒，隨后于慎行以有病為由提出辭職，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

　　于慎行辭官以后，在家賦閑了五年。這次丟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剛正不阿，不趨炎附勢，對于權要，也不巴結，而是恪盡職守，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為了堅持自己的主張，更是不顧名利和安危。對于曾經迫害過自己的人他總是以德報怨，從不落井下石。萬歷十年（1582），一代權相張居正逝世，于慎行得以官復原職。由于張居正生前排除異己，樹敵甚多，他死后，上疏彈劾者甚多。萬歷皇帝命曾受過張居正排擠的刑部侍郎丘橓查抄張居正的老家。于慎行此時本可袖手旁觀，但恩怨分明的性格促使他寫信給丘橓為張居正"說情"，信中說："江陵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機深，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他認為這兩種現象均不正常。于慎行認為，張居正"平生顯為名高，而陽為厚實"，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傳世之業(yè)期子，即有所入，亦為有限。"（民國《續(xù)修東阿縣志》卷十三）同時于慎行還囑托丘橓對張居正的八十老母及其幼子給予照顧，"言居正母老，諸子覆朝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明史·于慎行傳》）于慎行不計前嫌、勇于說實話、主持公道的精神受到了世人的稱贊。

　　萬歷十四年（1586），于慎行已升為禮部右侍郎，后遷左侍郎，三年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負責輔導太子，很快又晉升禮部尚書，一躍成為社稷重臣。禮部尚書的職責主要是掌管全國的禮儀、貢舉、祭祀、宴饗等工作。在此期間，于慎行作《太廟祧遷考》，以糾正皇家世系中的一些錯誤和混亂，文章"引晉、唐、宋故事為據，其言辨而覈。"雖沒有得到萬歷皇帝的重視，"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明史·于慎行傳》）

　　第二次罷官是在萬歷十八年（1590），源起于"爭國本"。在此之前，官場的傾軋已經導致于慎行身心疲憊，他曾經三次因病上疏乞休，但皆未獲批準。古代立儲實行嫡長子制，萬歷皇帝寵愛鄭妃想把次子（鄭妃之子）立為太子，但因排在鄭妃之前的王妃之子，為神宗的長子，廢長立幼，自然遭到眾大臣的一致反對，于是他決定推遲立太子，以此向朝臣對抗。當時的首輔申時行、前任禮部尚書沈鯉等大臣屢次上疏勸皇帝早立東宮，萬歷皆置之不理。萬歷十八年太子仍未冊立，禮部尚書于慎行開始上疏請求"早建東宮，出閣講學"（清道光《東阿縣志》卷十六），為安撫眾大臣，萬歷皇帝特地在毓德宮放出風說，皇長子年幼，想等他長到十五歲再說，這無異于告訴眾大臣，皇帝已經不耐煩了，以申時行為首的一些大臣心領神會，不再上書強諫。于慎行沒有因此而退縮，這年冬天，他上第二疏請立太子，惹惱了萬歷，受到皇帝的詰責。于慎行毫不畏懼，次日上疏，依然請早立太子，并說："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同上）這無異于以辭職來要挾皇帝，但萬歷皇帝并沒有批準，而是希望此事不了了之。此后，于慎行接連上疏極諫，累十余疏，終于觸怒了皇帝，"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明史·于慎行傳》），不僅于慎行受罰，禮部的其他官員也受了連累。此時，萬歷皇帝仍沒有罷于慎行的官，而是希望給老師留些顏面。恰在此時，山東鄉(xiāng)試泄題事發(fā)，"山東鄉(xiāng)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明史·于慎行傳》）顯然是禮部有人泄密，事發(fā)后，萬歷皇帝大怒，再次給予禮部官員停發(fā)俸金的懲罰。作為禮部的尚書，于慎行決定引咎辭職，皇帝依然不準，此后他又以身體有病乞休，被皇帝再次拒絕。于慎行在先后三次上疏后，終獲皇帝批準，并賜白銀三十兩，纻絲布兩匹，就這樣，于慎行在為官九年后，再次回到了他的家鄉(xiāng)--平陰谷城。

　　這是于慎行第二次丟官，應該說萬歷皇帝對其老師于慎行還是寵信的，但于慎行為了堅持自己的主張，不顧個人名利得失，不惜觸怒皇帝，寧肯丟官罷職也不服輸。其實這正是于慎行的可貴之處，萬歷皇帝曾親賜"責難陳善"四個大字，更是對其品格的充分肯定，于慎行還在充日講官時，"嘗講罷，帝出御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慎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具以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傳為盛事。"（《明史·于慎行傳》）于慎行曾經悟出："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為第一義。"固窮，意思是信守道義，安于貧賤窮困。作為當官的人要保持平和的心態(tài)，如果整天惦記著發(fā)財，那么"百事可做"中的事，一定是壞事，見不得人的事。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于慎行認為"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谷山筆塵》卷五），他一生潔身自好、不慕權貴、剛正不阿，這在明朝末年貪污成風、世風日下的環(huán)境中實在難能可貴，可以說人臣之"三望"，于慎行都做到了。在為人處世方面，于慎行說："士大夫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囁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偽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谷山筆塵》卷十六)，所有這些都充分展現出于慎行的博大胸懷和高尚情操，這也是導致于慎行數次丟官的一個重要原因。

　　遠離了喧囂的朝廷，離開了權力中心，回到了闊別很久的家鄉(xiāng)；終于可以安下心來，可以游覽祖國的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靜下心來從事寫作，這在于慎行看來比什么都重要。多年的宦海生涯，于慎行厭倦了官場的爾虞我詐，但他關心國家興衰安危的心情卻比以前更迫切了，大明王朝已經病入膏肓，于慎行是一名有遠見卓識的學者，對于時局和國家的前途比別人看得更清楚，但是當時的萬歷皇帝"非改過之君"（歷史證明于慎行是正確的），自己"欲言不語，欲默不能，不得已而著書于廬。"（民國《續(xù)修東阿縣志》卷十四）他的抱負和才能得不到施展，于是訴諸筆端，成為他排泄壓抑心情的最好辦法，以期把自己總結的治國良策和歷史經驗傳諸后人。此后于慎行在家鄉(xiāng)一待就是十七年，期間還經歷過一次短暫起復：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萬歷皇帝立王皇后（即前面的王妃）所生之子常洛(后為光宗)為太子。萬歷三十三年（1605），于慎行經不住皇帝的累邀和大臣的舉薦，再次出山，入京掌詹事府，但他早以厭倦官場，再加上詹事府是個冷衙門，沒有多少實際工作可做，很快于慎行就以身體有病為由提出辭職，皇帝挽留不下，只好允許他離職。就這樣于慎行的第三次為官匆匆結束。

　　在家賦閑的日子里，于慎行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寫作上，"吾師文定于先生，山居謝客，左圖右史，翻閱恒至丙夜不休。當其欣合，幾忘寢飯墻籬……"（郭應寵《讀事漫錄》序）這期間于慎行完成了《讀史漫錄》、《谷山筆塵》等著作，主編了《兗州府志》、《東阿縣志》，重新搜集整理了自己的文章，并有《谷城山館文集》、《谷城山館詩集》問世。可以說于慎行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產生在這段時間，如果沒有這段賦閑在家，也許就不會有那么多作品的產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于慎行已經到了花甲之年。多年的宦海奔波，再加上廢寢寫作，于慎行的健康每況愈下，可是人們沒有忘了他，"至丁歲末（1607）廷推閣臣七人，公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葉向高《于慎行墓志銘》）于慎行上疏推辭，萬歷皇帝不允，只好帶病勉強赴京。到京后，"大學士于慎行以力疾赴召，朝見不能成禮，請暫假調理，從之。"（《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三十三）于慎行自知將不久于人世，他不能忘懷的是他深愛的國家和他"不成器"的學生萬歷皇帝，遂向皇帝草呈遺疏，希望皇帝能夠"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民國《續(xù)修東阿縣志》卷十三）在回到京城十三天后，"壬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于慎行卒"（《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三十三），終年63歲，萬歷皇帝追贈于慎行太子太保，謚號"文定"。不久，于慎行的靈柩運抵家鄉(xiāng)--谷城，安葬在天柱峰下、洪范池北，西臨狼溪河。對于于慎行的逝世，皇帝朱翊鈞非常悲痛，為示不忘老師教誨，愿老師芳名如松柏常青，親命人將62棵松樹帶老土送往老師墓地：植于墓前神道兩旁，以狼溪河水澆之。因其樹皮發(fā)白，后人就給此樹起了個名子，叫它白皮松。400多年過去了，于慎行的墳墓已不在，但尚有44株白皮松守衛(wèi)在那里，正如于慎行的精神和他對歷史的貢獻那樣，依然恩澤著家鄉(xiāng)的后人。

　　縱觀于慎行的一生，隆慶二年中進士，一直到萬歷三十三年逝世于北京，共三十九年，他把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了為官從政上，但他的仕途并不平穩(wěn)，而是充滿了坎坷，一生三起三落，其中還有二十二年賦閑在家，最長一次長達十七年，這不能不說是朝廷和于慎行個人的悲哀。值得注意的是，于慎行的數次罷官除了外部原因，其個人內部原因也起了很大作用。首先，于慎行的品格剛正不阿、不阿權貴，"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谷山筆塵》卷五）是其終身所追求的目標。為了堅持自己的主張，更是寧可停俸丟官，也不向任何勢力屈服，更不愿為了飛黃騰達而同腐敗官僚同流合污。剛而不柔，成為于慎行丟官去職的重要原因，這在于慎行歷次罷官中都有所體現。當然，這也是于慎行精神品質中非常珍貴的部分。其次，于慎行一生頗好《老子》之學，崇尚黃老，而罪惡名法之學。黃老之學尚"清凈無為"、"以退為進，而無敵于天下"；于慎行面對朝廷的腐敗和皇帝的昏庸，不能有所作為，"遠權韜晦"成為其為人處世之本；其生平難進易退，知足知止便是最好的體現，在于慎行看來，進與退都無所謂。進，決不憑藉攀附夤緣；退亦是真正引退，"不似終南路，依棲慕世間"（《谷城山館詩集·銅城望見云翠諸山》）。宜進則進，宜退則退，毫不茍且。這種思想理念在于慎行的作品中有著很好的表現，這也是于慎行數次丟官的一個重要內部原因。于慎行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代，其骨子里深受儒家治國平天下理念的影響，士大夫的責任感促使他關心國家興衰，以挽救朝廷和振興國家為己任。面對朝廷的腐敗和皇帝的昏庸，這已不是個人所能左右的事情，正是在這種矛盾心理下，于慎行三次丟官，又三次起復；在他的作品中貫穿著對歷史的深刻見解，特別是其史論多圍繞朝代的治亂存亡而發(fā)，也是基于以上的原因。

　　二、于慎行的作品和學術成就評述

　　于慎行官至禮部尚書，最終位列輔臣之首，是明朝中期以后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主要貢獻在于其學術著作，《明史》記載他"文學為一時之冠"、"學有原委，貫穿百家"，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其著作"春容弘麗，一時推大手筆"，在評價他時，首先應該肯定他是一個學者。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文學家、詩人，于慎行應在中國文化史中占有一定地位。于慎行一生主要在中央做官，前期從事翰林院修撰、編修、侍講學士，后期在禮部任職，從事的主要是禮儀典章制度的制定和執(zhí)行工作，日常接觸最多的是禮儀典章，平時所思所想，也皆為經史典籍。因此于慎行的著作多發(fā)于歷史事件。

　　于慎行的家鄉(xiāng)--平陰東阿，位于傳統(tǒng)文化底蘊深厚的齊魯之邦，特別是和至圣先師孔子的老家--曲阜相距很近。于慎行生于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父親于玭曾作過知州，因此有條件深入學習儒家文化，并且有機會接觸到當時的很多知名學者和官員，這對于他學問和見識的增長是大有裨益的�！断却妊孕袖洝�，是有史記載的于慎行最早的作品。于慎行十一歲時，生母劉氏去世，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是莫大的打擊，悲痛之余，于慎行私著《先慈言行錄》，以此懷念母親，被識者稱為"童史"（民國《續(xù)修東阿縣志》卷十四），可惜的是此文今已軼失，后人無法看到了。

　　于慎行具有卓越的史學才能和天賦，前期參與編修《肅皇帝實錄》、《明穆宗實錄》及續(xù)修《明會典》時已得到充分的體現，長期的史學積淀，加之當時岌岌可危的國家形勢，促使于慎行對歷史產生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十七年的賦閑在家，給了他一個把自己的觀點訴諸筆端的機會，不能不說此為史學界一大幸事。《讀史漫錄》、《谷山筆塵》先后在此期間撰成，成為于慎行有關史學評論的代表作。

　　《讀史漫錄》是一部歷史評論著作。于慎行辭官回歸故里后，精神非常苦悶，加之身體不好，于是閉門專心著書。其門人郭應寵在《讀史漫錄》序言中描述了該書的成書經過："當其欣合，幾忘寢飯墻籬，載筆積有歲月，題曰《讀史漫錄》，秘不示人"唯其門人郭應寵得以誦讀。于慎行去世后，郭應寵為之"厘次訂訛，分匯為十四卷"（《讀史漫錄》序）�！蹲x史漫錄》是以雜文形式寫成的讀史筆記，共十四卷，其所評論歷代人物、史實主要以《史記》、《資治通鑒》等書為依據，間或采自它書。該書采用編年形式，按朝代分章節(jié)，其論述上起伏羲，下至遼、金、元止。清代四庫館閣臣評價此書"此論無甚乖桀，亦無所闡發(fā)。"（《四庫全書總目》）對此，史學界存在諸多不同的觀點。瞿東林教授曾撰《讀〈讀史漫錄〉瑣記》，指出于慎行所書以"當天下大事"為目標，其文章多圍繞歷代史實、興衰成敗而發(fā)，而對于事件的辨誤與考證則點到為止。筆者認為后者對《讀史漫錄》的評價是比較公允的。

　　《讀史漫錄》首刊于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萬歷四十一年（1613）再刊。在前兩版中，于慎行的繼任者，首輔葉向高為其題辭曰："其論世超，其持衡審，殫元會之變，綜得失之林，別善敗如列眉，燭忠佞如觀火，至于軍國機宜，華夷扼賽，莫不備舉，蓋經世之書而非占畢之業(yè)。"對于《讀史漫錄》與《資治通鑒》的比較，當時的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黃體仁為《讀史漫錄》作序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世豈有當耕莘時如此盟心，若而人肯卑卑浮沈，以取世資己哉！司馬溫公居洛，作《通鑒》凡百余卷，溫公主于紀事，公主于立論，繁簡稍異，而抽鳳毛，截麟角，詞約而切峻。"此后，《讀世漫錄》沒有再發(fā)行，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才由欽佩此書的學者黃恩彤予以參訂并重新刻本出版。黃恩彤（1801～1883） 原名丕范，字一綺江，號石琴。蔣集鎮(zhèn)添福莊人。清道光六年（1826）進士，授刑部主事。后升任廣東巡撫。黃恩彤在《重刻于文定公〈讀史漫錄〉序》中寫道："少時即聞公有《讀史漫錄》，頗未之見也。"偶然機會見到此書的舊版本，"竊喜其往往先得我心"，但"獨惜原刻讎校未精，間有訛脫漫漶，輒思為之重刊。"于是黃恩彤對舊版"詳加批閱，參稽諸史，訛者正之，脫者補之，應注者注之，疑者闕之。間有管見所及，輒為論述，附綴各條下，務與原書互相發(fā)明，不敢茍為異同。"如此，《讀史漫錄》得以重新面世，其史學價值也有所提高，新中國建立后，在此版本基礎上此書又有點校本出版。

　　于慎行的《讀史漫錄》繼承了唐宋以來"經世致用"的傳統(tǒng)，對歷代的存亡多有感而發(fā)，北師大博士生廉敏在其論文《于慎行〈讀史漫錄〉的歷史思想》中認為于慎行在史論方面主要突出闡發(fā)四個方面的問題："歷代治亂興衰的根本原因在于’紀綱"；在朝代興亡的關鍵時期，有關歷史人物及其決策起了決定性作用；在民族關系中，應公允地評價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在認識歷史的方法上，他著重分析’時勢’與’機括’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揭示了歷史運動的法則。"《讀史漫錄》能夠結合不同朝代的事例來闡述問題，對于我們今天思考歷史問題，也具有很大啟發(fā)性。

　　《谷山筆塵》是于慎行的另一部史學著作，也是他十七年賦閑在家時所作。于慎行為官后期主要是在禮部，先后兩次掌詹事府，主要負責天下的禮儀典章等工作，從于慎行所作《太廟祧遷考》可知于慎行對歷代典章的制定是駕輕就熟的，這也是于慎行能夠寫好《谷山筆塵》的一個重要原因�！豆壬焦P塵》共十八卷，采用雜文筆記體，此書主要記述明朝萬歷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財賦、禮樂、釋道、邊塞諸事以及明代的典故等，為考溯源流，亦多論及明朝以前的諸朝史實。難能可貴的是書中涉及的有關嘉靖、隆慶、萬歷時期的人物和事件，多出于作者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對研究明史和明代的社會，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此外，書中一些有關如何為官和為人處世的道理，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谷山筆塵》在于慎行生前就曾有抄本流傳，萬歷四十一年（1613），由其門人郭應寵整理付梓出版，與于慎行同為"學為一時之冠的"的馮琦為之題辭："展之，則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以至財賦扼塞之區(qū)，耳目睹聞之概，幾悉具備，而又綜二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折衡遠而切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于座側者。"天啟五年（1625），沈域據其家藏抄本刻本再刊，并在新版中為此書作《刻筆塵小引》："是編也，識力議論，傳古信今，鑿鑿不磨，故足潤色皇猷，砥礪世道，可秘而笥之不廣其傳乎？"今本《谷山筆塵》點校本（與《寓圃雜記》合定為一冊），為中華書局以萬歷本作底本，用天啟本通校而成。

　　于慎行所著《谷山筆塵》以筆記的形式編成，按所論內容不同分卷，因此此書各卷皆可獨立成書，今存《雜記》一卷，考《谷山筆塵》，乃出其卷十五；另有《璅言》一卷（附《夢語》），出于《谷山筆塵》第十六卷。馮琦《筆塵題辭》中曾記載："奈若《璅》、《夢》諸篇，托寄遠而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于座側者。"這兩卷書都為明何偉然輯崇禎二年刊《廣快書》本。

　　《詞林典故》（附《翰苑須知一卷》提要），作為另一部有關禮儀典章的書籍，由于慎行和其同僚、翰林學士張位合著。此書主要記載明朝的"職掌"和"儀節(jié)"，特別是詳細記錄了明朝的科舉考試的程序、官員的選拔與升遷、以及朝廷的祭祀儀式等，成為指導當時人們言行的重要理論書籍，"當時刊版置院中，入館者，人給一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詞林典故》）《詞林典故》中論述道："是官者寧淡毋濃、寧樸毋華、寧韜毋炫、寧讓毋競……"非常符合于慎行的為官之道�！对~林典故》成書于萬歷十四年（1586），今收錄在齊魯書社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史部"。

　　于慎行為明代著名的史學家，在史學評論方面有較高成就，同樣在修史方面也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兗州府志》、《東阿縣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兗州府志》，也是于慎行因"爭國本"觸怒皇帝乞休在家時主編。古代中國被分為九州，其中山東就有兩州，兗州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明代的兗州府包括現今山東省聊城、濟寧、菏澤、泰安、臨沂和棗莊市共三十余縣（市），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搞好兗州的歷史，對當時和后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原兗州府通判包大爟曾撰《兗州府志》，于慎行曾為之作序，但此本并不完備，存在諸多不足。此后于慎行受兗州府前后兩任知府易登瀛和盧學禮之邀，在原《兗州府志》基礎上重新修訂、編纂《兗州府志》。于慎行在《兗州府志自序中》記述了編纂過程：萬歷二十年（1592）六月，"郡侯渤海易公牧兗州三年，政有成績，命駕及門……故牘以慶，于子對曰：’幸甚郡侯之旬，嘉惠我魯，以邀福于周公，孔子里士將與其榮，敢不受命？’是年（九月）公陟晉臬以行，盧公下車未幾，政通人和，復命駕及門，申前之請，……于子敬對如初，公乃命縣令許昌王君延文學四人，使分討閱；簡胥吏四人，使供繕錄。于子閉關掃軌，摛管抽芨，取別甬東包公所裒舊志，錯采百氏之籍，旁參郡邑之史，探頤補漏，提要鉤玄，為 二十八部，析為五十二卷，三越寒暑，乃克成編。盧公受而閱之，因檄鉅野博士鄺君與明經二人校定鋟梓……八月閱而告厥成。"（《兗州府志·自序》）

　　《兗州府志》體例嚴謹，詳細記錄了所轄四州二十三縣的政區(qū)沿革、兵要地志、民俗習慣、風物古跡等情況，其中尤以人物、藝文、圣里、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豐富翔實。它的史料價值不僅高于此前的《兗州府志》，比之后來的清代乾隆年間陳顧主編的《兗州府志》也有許多優(yōu)長之處，堪稱明代方志中的杰作。

　　《兗州府志》刊刻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當時的山東督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爾濟為之作序："郡之有志猶之乎國之有史也……春秋以魯特聞夫子志在春秋，其文則史。兗郡，魯之故都，吾夫子之鄉(xiāng)，而郡志則史之翼也……先生核實于載籍，求逸于野史。芟繁理亂，探牘所幽。其體裁本之遷，固摛詞則之左氏，而是非得失，總之折衷春秋，以期不謬于圣人，是故祥而不厭，核而不俚。協而不屈，馳騁古今，囊括百氏，美哉,洋洋乎誠大國之信史也！"于慎行的史學才能和大局觀在主編《兗州府志》時得到充分體現，當時巡按山東監(jiān)察御史姚思仁在其《〈兗州府志〉序》中卻為于慎行惋惜道："獨惜宗伯公才鉅用微，不能如二三元老朝夕卻密閣，不時削筆國史，得與丘明、子長、孟堅三家寤寐一堂然"。禮部右侍郎馮琦在其為之作的序中卻有不同的見解："今魯尤之孔子之魯也……概見公亦曰：’吾生長于魯，吾志亦在魯，使天下讀其書，想見先生素王之鄉(xiāng)，則作之力也’"。后來，《兗州府志》在國內失傳，各圖書收藏單位方志書目均未見記載，只有朱士嘉所編的《中國方志綜錄》中記載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有此書。60年代初，山東巨野發(fā)現了此書。幾經波折，終于在400多年后的今天，《兗州府志》得以重新面世，成為今人研究明朝山東地方歷史的珍貴史料。

　　《東阿縣志》是在編撰《兗州府志》之前，于慎行參與主編的一部地方志。明代谷城屬于老東阿縣，為家鄉(xiāng)編一部史書成為于慎行義不容辭的責任。東阿原有縣志，經歷代重修，日趨完備。萬歷十年（1582）于慎行、孟一脈據舊志重修《東阿縣志》。孟一脈（1539--1623），字淑孔，號連珠。明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官至南京右通政、右僉都御史。據記載孟一脈"秩滿乞歸……家居日與素心人于文定商墳典，而亦雅愛佛乘"（清道光《東阿縣志》卷十三《鄉(xiāng)賢》），共同的愛好和志向很快促使兩人在重修《東阿縣志》上達成一致。此縣志共十二卷，萬歷十年六月，和于慎行有莫逆之交并與之被人共稱為"兩魯生"的賈三近為《東阿縣志》作序，序中詳細記述了此志的成書過程和體例特點："黎陽朱君德載以進士高等來宰阿……會邑人太史于君可遠、柱史孟君淑孔方家居，具良史才，朱君就某之，乃以編摩托二君，而躬率諸文學士為纂集其事。越三月而志告成。始方域，終藝文，……其四表八志，一取材于馬遷，而紀事從談間折衷于左氏，馳騁古今，包羅圖史、吏治、民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閎博雅暢，然成一邑全書，視舊所輯錄不啻加千倍矣。"此縣志現今有影印本流傳于世，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作為一位學者，于慎行不但具有很高的史學成就，而且同樣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yǎng)，在這方面同樣成就斐然，曾經"文學為一時之冠"，可以說是著作等身。葉向高曾對于慎行的文學水平作出過評價："其所綱羅搜抉蘊諸胸中者，益閡深奧衍，不可涯涘。發(fā)為文詞，皆春容宏麗，深至婉委，于情事曲折無所不盡；而于氣格、詞理、意象、色澤，無所不工。余嘗反復讀而論之，以為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則沈雄歸之秦、漢，流暢出之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文選》者為多。若概其生平，則少年之作，以宏富為宗，故近六朝；中歲以后，以骨力為主，故參東西京；至于晚節(jié)，則陶洗鉛華，自生姿態(tài)，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間。自非命世詞宗，人巧天工，合流駢出，何以有此？於乎盛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谷城山館全集序》，今見清道光《東阿縣志》卷十八《藝文四》）可以說這是對于慎行文學水平比較客觀的評價。

　　于慎行的文學著作，集中收錄在《谷城山館文集》和《谷城山館詩集》中�！睹魇贰氛f于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葉向高也認為"于文，早學六朝，弘麗綿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歐、蘇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傳、贈送誄祝之類，無不欲得公之一言。羔雁填門，公擇而應之，常有余力。其詩則服膺李于鱗，骨力氣格，大足相方。"（葉向高《于慎行墓志銘》）可見于慎行的文章在當時是很受歡迎的。于慎行為人老成持重，不求浮華，不務虛名，有古大臣之風，這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有著很好的體現：他的文章極少刻意修飾，文風以樸素見長。清代紀昀在編纂《四庫全書》時，認為明中期以后"文格日卑，學淺者蹈故如常，才高者破律懷度，慎行之文，雖不涉吊詭之習，至于精心結構，灝氣流行，終未能與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并據文壇。"紀昀評論于慎行的文章不如詩，因此在《四庫全書》中只"錄其詩集，而文集則附存目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谷城山館文集》有兩個刻本，一為萬歷三十五年太學生周時泰受葉向高所托為之刻本，文集成，不久于慎行就去世了。"逝之日，適南都（時周時泰在南京任職）以所梓《谷城山館集》至，公猶反復披閱，指點訛謬，亟馳一幟遺余。蓋此集乃余請以付梓者。嗟夫，寧知公遂以此訣耶！"（葉向高《于慎行墓志銘》）一為萬歷于緯（于慎行之子）刻本，此集由其門人郭應寵根據周時泰所刻《谷城山館文集》重新編校而成�！豆瘸巧金^文集》兩個版本皆為四十二卷，葉向高為之作序，現《文集》收錄在齊魯書社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集部"，北京圖書館藏有于緯刻本。

　　明代中葉以后，詩壇流行擬古主義，以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就是最積極的倡導者。他們主張不僅要在內容，而且要在形式上全面復古盛唐。擬古主義雖然對于反對當時的萎靡詩風起了一定作用，但它也使詩壇陷入不切實際脫離現實的歧途。對于這種詩風，于慎行沒有盲目附和，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唐人不為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不效其體而特假其名，以達所欲言。近世一二名作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唾棄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谷城山館文集》）同時，于慎行還指出："魏晉之于五言，豈非神話？學之則愚矣。何則？意向空洞，模而不敢雕；軌涂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若原本性靈，極命物態(tài)，洪纖明滅，畢竟精蘊，唐豈無五言古詩哉？"（同上）不僅如此，于慎行還身體力行，在其詩文創(chuàng)作中明顯表現出了與擬古主義不同。于慎行的詩質樸典雅、自饒清韻，絕無擬古之風。這也是紀昀認為他詩歌創(chuàng)作水平高于文學的原因，并給予很高的評價，贊其詩"務反前規(guī)，橫開旁徑，逞聰明而偭古法，其矯枉而不過直，抑尤難也。"（同上）終其一生，于慎行的詩歌作品大都收錄在《谷城山館詩集》，此集共二十卷，同樣也有兩個刻本：一為萬歷三十二年（1604），于慎行自刻本；另一版本即為周時泰在萬歷三十五年的刻本（《文集》與《詩集》合編，共62卷）。

　　我國是一個多名山的國度，在古代知識分子的心靈深處，山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山成為他們家鄉(xiāng)的象征物。于慎行也不例外，他的家鄉(xiāng)谷城，位于泰山西部支脈谷城山、魚山、云翠山環(huán)繞之間，此處東距五岳獨尊的泰山僅有二百余里，這也就難怪他會對泰山情有獨鐘。于慎行長年罷官在家，心情自然郁悶，游覽泰山成為其排遣壓抑心情的良藥。于慎行把泰山視為家鄉(xiāng)，把自己所居住的樓稱為"望岳樓"，而且多次以泰山及其支脈命名自己的字號，如"岱畎生"、"石閭主人"、"谷山（谷峰）"、"谷城山下居士"、"（云翠）山中居士"等都曾作為過他的字號，于慎行對泰山感情至深可見一斑。于慎行一生共七次登岱，且多與當時的文人好友同游，除了第一次沒有留下詩歌創(chuàng)作，在歷次登山中于慎行都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贊頌泰山的文章和詩歌，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散文《觀日記》、《游三陽觀記》、《登泰山記》、《岱畎圖經記》，詩歌《登岱》、《泰山絕頂對酒》、《日觀峰歌》等。于慎行創(chuàng)作的泰山詩歌是歷來最多的，用"我本泰山人"來稱他毫不過分。萬歷二十二年（1594）于慎行將其前五次登山的詩歌搜集整理，輯為《岱畎行吟》，光緒《山東通志》卷一百四十二記載："《岱畎行吟》二卷，于慎行撰"，這部詩集對于研究泰山歷史、風俗和泰山文學具有重要的價值，因為此詩集只是抄本流傳，今失傳。慶幸的是，詩集的大部分內容及后兩次登岱作品都保存在了《谷城山館詩集》中。

　　于慎行曾有一個夙愿：為泰山編一部史志。"行不佞，家于岱畎，蓋嘗有意斯舉而力不能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谷城山館文集·岱史序》）由于身體的原因及當時政務繁忙，此史志終未能成書，實為一大憾事。

　　除了游覽泰山，于慎行還遍游泰山周圍諸山及家鄉(xiāng)的風景名勝，如"谷邑八景"之中的洪范池、云翠山等地都留下了于慎行的足跡和作品。于慎行把在此期間作的游記于萬歷十一年（1583）輯為《東游記》，此書一夾一冊，現藏于浙江寧波天一閣。（《泰山名人文化·茫茫今古事，欲問岱君靈--于慎行與泰山》）

　　于慎行是中國歷史上的名人、著名學者，在中國歷史中也應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本文只是對于他的生平、為官生涯進行了初步的考證，對于他的著作和學術成就也只是做了初步的搜集整理和一般評述，但我們已經可以對于慎行的一生可見一斑：耿直一生，從不屈服于任何勢力，著作等身。對于慎行的各方面研究才只是個開始，以后還將繼續(xù)進行。

　　(作者簡介：尹怡朋（1980年--），男，山東平陰縣人，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fā)展學院專門史2003級研究生。)